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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再绘历史的种种可能性(探究古建筑)

来源:http://www.mooooe.com/news81802.html    发布时间:2019/5/28 10:17:00


煊赫的名胜按期受赞扬,消沉的痕迹偶尔受凭吊。梁思成与林徽因在1932年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便是用浪漫的人文笔调,点出了古建遗构的议题多元性与再绘历史的种种可能性。

嘉陵江畔的中心镇古建群见证了人们的生活与变迁, 古镇结构保存仍完好,其明清建筑遗构极具特色,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经过了百年风风雨雨, 中心镇的遗留建筑如同梁思成与林徽音笔下的北平四郊一般,如今也只能通过“痕迹”去勾勒它们昔日的轮廓。从“名胜”变为“痕迹”,东街外的万寿宫是一例,城西的文武庙与传教士故居则是另外一例。除了赞扬名胜与凭吊痕迹,有更多的历史建筑,是随着时间更迭,逐渐隐身终至名不见经传。中心镇高级中学进步楼原初的木结构,在进步抑或跃进?的屡次更迭中,已被后来的砖混结构所掩盖。万寿宫内尚存的大戏台,曾作观演娱乐之用,1949年之后,改为粮仓,现今各建筑构件之间,仍能找到许多散落的米粒。曾经的川北名园“印山公园”始建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县治迁沿口后,公园交由武胜县立第二中学管理,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园内兴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70年划归武胜缫丝厂,随后,印山公园毁于丝厂,逐渐湮没在乱草丛中,不复存在。

以“再绘历史”(REASSEMBLING hISTORIES)为名,其目的在于将历史建筑研究与古建测绘放到更大的时空脉络中,以此重新连结历史建筑测绘中往往未被探明的历史观(concept of history)、历史性(historicity)、与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等议题,为我院建筑系后续的测绘活动与系列成果汇编探索可能的研究思路、角度和方向。编辑小组成员中的白杨、曾琳莉、张燕琦与鄢婷然等几位研究生在赵春兰、高政轩、杨祖贵与李春玲等几位老师的引导下,得以一窥历史建筑研究的门道。在中心镇的历史年表编纂过程中,曾琳莉意识到古建测绘工具与工具性的议题,白杨追问中心镇高级中学进步楼的兴建年代,张燕琦推敲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路经与时空维度,鄢婷然则是以印山公园为例,论证清代园林公共化的假说。这四个研究方向各自有其复杂的问题意识与知识论假设,虽然尚未成熟,但是其研究成果将是值得期待的。

这样的提问,意味着古建测绘的方法论反思,特别是直指了梁思成与营造学社所承袭的布杂系统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以及其所援引的建筑类型学底下的机械唯物论。度量衡作为一种“解释系统”,规范了器物在制造与使用中的“尺度”标准。正由于这种尺度规范,传统器物的制作具有了不可僭越的社会生产标准与制度,其所建立的是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合理联系,也因此,不同时代的智识,技能,思想,制度会衍申派发出不同的度量衡。

林徽因在《清式营造则例》中指出:“建筑里一定不可避免的,会反映着各时代的智识,技能,思想,制度和各地方的地理气候。所以所谓适用者,只是适合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气候环境而讲。”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则说:“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有一个最终合理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又有一种非常圆满的解释系统,它需要说明,天地的空间和时间格局,帝王与帝国的政治结构,人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然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完美的被纳入这一秩序中。”如果建筑是生活的反映,测绘建筑,就是度量生活,也因此,测绘历史建筑可说是度量过去的生活。那么,用现代的度量衡与技术,测量过去的建筑/生活,意味着什么?


——摘自高政轩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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